从30年前转业到地方，王金星就在东钢上班。他先在党委办公室当了几年秘书，然后调到人事部，一干就是二十七八年的时间。这期间正是进行国企改革的时候，确实亲身经历也深切体验过国企改革是怎么回事，到底让国企发生了哪些变化，广大国企职工的命运真正有了哪些改变。

2003年以后，曾当过东钢股份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的王金星，每每反思他所经历过的国企改革改制过程，私下里他与他的战友、亲戚、朋友说过：

“无论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拨改贷’，还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利改税’、‘厂长（经理）负责制’、《破产法》、‘优化劳动组合’、‘劳动合同制’、‘承包制’，还是九十年代初的‘破三铁’、国营变国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老三会’和‘新三会’之争、淡化转变原工会职能、出台《劳动法》，还是以后的‘抓大放小’、鼓励兼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还是新世纪初的MBO收购、确立私有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地位、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都是逐步取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放任市场经济的过程。开始是陈云的‘鸟笼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后来干脆改为邓小平、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所谓扩大企业自主权、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扩大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公权力私有化，加大国企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国家下放权力给企业，是将企业中的权力集中到厂长、经理手里，而广大工人群众、一般管理干部根本没有什么监督权、参与权、决策管理权，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掉。这从根本上否定了‘鞍钢宪法’、大庆经验，使工人阶级失去了主人公的领导地位。并且用‘拨改贷’、‘利改税’加重了国企的负担，将企业经营的风险完全推给了企业，使国企无法积累资金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反而要拼设备、拼资源、拼人力，在全额负担职工福利、全额负担贷款债务、加大经营成本和改革成本的情况下，与私企、外企进行不平等的竞争。以后又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搞‘砸三铁’、‘减员增效’，用农民工顶替国企工人，使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在社会上人为造成一支庞大的失业劳动后备军；从而压低市场的劳动力价格，明确了职工与企业之间只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职工与企业的生产资料再无所有权关系……

“所谓厂长（经理）负责制，就是厂长、经理有权决定生产经营计划、机构设置、人事任免以及经营管理决策，而变相废除了以前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厂党委书记、工会、国企职工都要经过厂长、经理的管理安排和调度，使党委、工会、职工代表大会成为形同虚设的摆设。以后又将各级政府只有经营权，而产权归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改为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可以委托私人经营，也可以出售的，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的国有企业……”

有人可能明知故问，也可能真的不了解国企改革的真相，便问他：“按你的说法，总而言之，这些年国企改革搞来搞去一无是处，不是越搞越好、逐步完善，而是越搞越糟，没有什么希望和出路，更不应该全面转向私有化。那么，国企改革还有什么必要，还有什么成效？”

王金星苦涩地笑了笑，摇摇头：“可以说，从国企改革发展到国企改制为归宿，不是发展国企、完善国企、壮大国企，而是缩减国企、取消国企，用私企代替国企。就像一个人有病，不是去给他治病，而是让他死，用他杀或让其自杀的方式对待国企。不知道这是国企改革的初衷还是后来不得已而为之。国企真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我看还不至于。”

2004年年初，长山省省委、省政府在省内国企改革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时，确认116户省属国有企业为改革重点。但截至9月，只完成对其中的41户的产权交接，进展艰难。但这时的大中型国企还是以国有绝对控股，搞社会职能移交和辅业分离改制为主。东钢的改制也是这样，要将企业的“主辅分离”搞下去，将运输、环卫等服务性职能分离出母厂，成立独立的公司，不再依附于企业的钢铁主业的生产经营。

王金星记得2005年年初邻近春节前半个月，东钢集团公司派他率领东钢几个部门的十几个同事风风火火地到河北承德钢铁厂考察。那时候他对国企改革的最后归宿还没有完全认清，对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程序还没有完全看明白，只觉得按当时的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去实施就可以了。

经过十几天的考察取经，结合东钢的实际情况，王金星千里迢迢地从承德钢铁厂回来，便在春节前后全力以赴日夜兼程地制定主辅分离的改制方案。他们连大年三十都没休息，除夕夜的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都没看，仍在讨论，力争早制定、早实施。

主辅分离是在2005年5月实施的，是与东钢集团大规模压缩人员一起进行的。共有原东钢集团的汽车公司、安装建筑公司、17所自办学校以及医院等34户辅业单位完成改制剥离。同时主业进入改制后34个机构压缩为18个，使3.5万人减到2万人。

当时在东钢，不论是被裁掉的下岗职工，还是留在工作岗位的但已转变身份的职工，普遍存在着愤恨、不满和积怨。

很多人知道这是为宇虹进入东钢重组所作的前期准备，是应宇虹向省国资委提出“先改制后重组”的原则，提出只有对东钢“减员增效”才能入主的要求而实施的裁员。

其实，对于东钢的改制日程，作为能够实际接触省国资委领导并在东钢集团潘凤鸣领导下的一位不大不小的办事员，王金星比较了解东钢改制的内情，了解东钢改制经历过的一波三折的变化：

自从2005年1月，莫奇志由外省调入长山省任代省长，不久他就提出决策把本省的国有经济比重从80%下降到20%，要求用国企改制的大手笔大运作，要求用重力神速推进，全面普及“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经验。由此长山省掀起一股国企改制的浪潮，要求816户省属国企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年内完成改制。当然，东钢也名列其中，被作为重点企业实施全面改制。

当年2月，春节刚过，长山省国资委在春湖市召开过一次相关会议，明确提出改制企业引进多元化投资，改变国有企业独资局面。王金星陪同东钢集团几名高管参加了会议。返回东钢以后，为贯彻落实省国资委的新精神、新举措，东钢集团成立了改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分组，分别是综合组、资产组和人事组，王金星被安排为人事组组长。

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当时东钢集团高层形成一个全民控股的改制思路，即将东钢职工的国企职工身份全部置换成民营，所有职工按岗位、职务等分成不同层次发放经济补助金，再将其转成企业股权，同时定岗定编裁减职工1万多人。很快潘凤鸣代表东钢集团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了这一方案。经过省里专门研究，时任长山省副省长惠昌、省国资委主任唐继发，给予这一方案较高评价，但没有完全同意实施MBO由东钢高管持股，而是要求由省国资委控股并引进战略投资伙伴。

随后被擢升为长山省省长的莫奇志介入东钢改制，使其方案再次面临较大调整。莫省长通过黄希林的引荐将私企宇虹集团介绍给东钢，确定为扩股谈判对象。

进入5月，东钢集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主要议程是讨论引进民营企业重组方案、员工关系处理、资产处理、分流方案等。当时工会、职代会和相关代表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多人不接受这一方案。

当时东钢文化宫的会场里，主席台上的讲话声压不住下面上千职工代表的议论声。一些喧嚷声、骚扰声、谩骂声夹杂在一起，偌大的会场犹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无数个疑惑质问顷刻间产生出来。因为改制方案涉及东钢在今后的成败转向中何去何从，涉及东钢全体职工家属能否有稳定的收入，能否有不被人夺去的饭碗，大家都极其认真地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极其热心地关注这一方案的具体内容和是是非非。

“宇虹是个什么样的企业，它有多大的实力来重组我们省属大型国企？”

“凭什么让这个私企来跟我们东钢重组，它到底能拿出多少资金，它有多少资产？”

“为什么这个私企一进来重组，就非得让我们东钢职工下岗裁员？”

“内部退养给我们每月开多少钱？东发市就这么大地方，我们退下来到哪儿去找工作？我们在东钢干了三十多年，我们不会干别的活儿！”

“这个宇虹私企是来揩我们国企油的，还是来帮我们的？黄鼠狼给鸡拜年能安什么好心？”

“坚决不能让这个方案通过！要是被通过，我们的厄运就该开始了。”

“弄不好又是一个玩空手道的私企，不知与省里哪个领导沆瀣一气、勾搭成奸？”

“这几天没做好梦，这个重组的事不是什么好兆头！”

“也不一定，咱们得识时务，现在全国的形势都是这样，几乎各地都拿私有化当成了潮流！”

“国企的弊病太多，比如‘围钢经济’就是腐败造成的。因为产权不清，不像私企那样厂子的一针一线都是资本家的，他不会允许外人偷他的资产，不会允许采购员吃回扣、提高材料成本！还是私有化能救国企!”

“不搞私有化没有别的出路，人家别的地方都搞起来了，咱们怎么不能搞？奖勤罚懒、能者多劳多得就是要拉开分配差距，人家私企高管的年薪都达到了几百万！”

“即便省里领导要办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按现在中国的国情，哪个老百姓、哪个国企职工能说了算？”

“听天由命吧！走到哪儿说到哪儿，‘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要不来民主！”

“私企资本家都有一个精明的脑袋瓜，也许咱们跟私企重组能有一个好领导，让东钢以后不再亏损，实现扭亏为盈，咱们挣的能比过去更多些！”

其实，大家这么七嘴八舌地议论，谁也不具体了解这家私企宇虹集团的真实情况，谁也不具体掌握这家私企宇虹集团的底细。只是对于这么个私企进入东钢重组心里都多少感到有些突然，感到有些惊慌失措。

然后，由省、市国资委出头主持，从高层、中层、在职职工、离休干部，各个层面反复开了好几次会，做了不少说服工作，似乎是向大家交了底，让大家吃了定心丸，使得在职工代表大会上没有及时履行的签字手续得以完成，从形式上进行了这个程序。

到了7月下旬，省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对东发钢铁集团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称东钢集团的整体重组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将在两年内形成1000万吨产能的总体目标要求，并要求提高经营者和职工持股比例。

这种上下互动的意向性消息早在东钢职工中不胫而走，传播得很广泛。虽然弄得大家人心惶惶，难得有个归属感，但是具体分流方案的实施条件，什么人该裁下来，什么人不该裁，谁也说不清，连作为改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事方面的王金星都不甚了了。

又过了两个月，宇虹集团老总章焕良开始与潘凤鸣等人接触，并商谈具体的重组事项。章焕良提出目前东钢的职工人员仍然太多，要求在宇虹进入前大面积压缩。这样才出台两条裁员标准：一是30年以上工龄职工，二是年满50周岁以上职工，凡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即可“一刀切”全部按内退裁员，每月领取300元生活费。

回想起来，王金星感到很愤怒，作为领导改制工作的人事组组长，连这个政策的出台都没有与他商榷。按上述两个条件，意味着东钢1975年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全部要下岗，只能领取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生活补贴。按这种标准，东钢职工的裁员比原方案还要增加六七千人。

王金星对宇虹的苛刻条件感到气恼、愕然，全东钢的职工对宇虹的入主条件也同样感到惊诧、不解，愤愤不已。

在省国资委领导的眼里，私企老板的要求就是圣旨，就是法令，就是不可逾越的原则。迅速改制就要立即裁员，执行出台的省国资委政策就是了却私企老板的心愿：为了给私企老板提供一个以更低的资本雇佣更少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场所和机会，达到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然而，我们国家宪法上还是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领导阶级呀，怎么能说解雇就解雇，说下岗就下岗了呢？其实，工人阶级早已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弱势群体，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文化上都已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难道他们还没学会反抗，他们真的会进一步成为坐以待毙等待宰割的羔羊吗？关键是他们还没有完全觉醒起来，他们刚刚被突然袭来的闷棍打得有些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所以，开始时他们只能忍受、忍让，只得屈服顺从，让省国资委和私企老板们一时得逞，从而弹冠相庆、得意忘形。

2005年11月下旬的一个午夜，刚刚调到省国资委的黄希林乘一辆黑色的奥迪A6从春湖市出发，长驱三个多小时后，翌日凌晨来到东发市东钢宾馆。

在东钢宾馆8层的会议室，东钢集团潘凤鸣、徐荣升等人正与宇虹集团的章焕良，还有代表宇虹驻东钢出任新东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的申玉驹，商谈重组具体方案，敲定一些具体细节。

“我希望你们今天能以最快的速度搞定合同文本，我好打